本文整理自《The transmitter》发表的一篇文章，原文题目为"How to communicate the value of curiosity-driven research"，作者是美国冷泉港实验室(CSHL) 生物学专家 [Anthony Zador](https://www.thetransmitter.org/contributor/anthony-zador/)。

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感到非常幸运。科学研究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热爱。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做你热爱的事，你就永远不会觉得是在工作。”许多研究者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当我向别人解释我的研究时，我通常会聚焦于那些让我感兴趣的问题。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我被一些宏大的问题所吸引：意识是如何从三磅重的大脑物质中产生的？记忆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我们能否构建出模仿大脑网络功能的人工系统？

这些问题不仅吸引了研究者，也激发了普通人的兴趣。科学频道、《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的流行，甚至一些科学书籍登上畅销书榜首，都证明了这一点。我曾与许多非学术界的人讨论过一些深刻的问题，比如身心二元论（mind/body duality）、自由意志的本质（the nature of free will），以及迷幻药或痴呆症告诉我们关于“自我”的信息。这些对话让我意识到，科学的好奇心并不局限于实验室。

然而，我也逐渐意识到，纯粹为了理解世界而进行的研究并不总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许多非科学界的人认为，科学研究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象牙塔”活动，与日常生活无关。他们甚至认为，这种纯粹的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具体而言，他们认为这是在浪费他们作为纳税人花的钱，这种看法让他们特别恼火。

这种态度在科学相关领域也很常见。令我惊讶的是，许多医生也对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持怀疑态度。他们可能会说：“别浪费时间（和我的钱）研究吉拉毒蜥的毒液了，直接去研究如何治愈某种疾病吧。”对他们来说，只有直接针对某种疾病治疗的应用研究才有价值。

这种观点可以理解。纳税人有权要求他们的钱被合理使用。作为研究者，我们有责任向公众解释我们的研究为何对社会有价值。我们必须学会向所有人传达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基础科学的变革力量

基础科学的价值在于它的变革力量。许多看似深奥的研究最终产生了巨大的实际影响。以微生物学家Thomas Brock为例，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生命如何在接近沸点的水中生存感到好奇。从黄石国家公园的温泉中，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嗜热细菌，并将其命名为水生栖热菌（Thermus aquaticus），现在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 Taq。Brock并没有追求医学突破，但他的纯粹科学好奇心为生物化学家Kary Mullis十年后分离出耐热酶奠定了基础，这种酶成为 PCR 技术的核心——如今在分子医学、DNA 测序、诊断和法医科学中至关重要。

另一个例子是吉拉毒蜥毒液的研究。科学家在研究这种毒液时发现了一种影响血糖的肽，最终开发出了像司美格鲁肽（Ozempic）这样的药物，彻底改变了糖尿病和肥胖症的治疗方式。

为什么企业不能替代政府资助？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基础科学如此有价值，为什么不能依靠企业——比如初创公司或大型制药公司——来资助它？答案是，只有政府和非营利机构才能真正支持科学发现的长期发展。以盈利为导向的制药行业和风险投资公司通常以几年为单位运作，最多寻求十年内的回报。然而，从基础发现到实际应用的路径往往跨越数十年，这对大多数商业利益来说太长了。Thomas Brock从未从他的发现中获利。此外，许多科学突破产生的知识虽然对人类极具价值，却无法轻易货币化。只有通过公共资助，才能填补这一关键缺口，支持那些不可预测但可能改变世界的发现。

研究者的双重使命

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学会传达两个重要的信息。首先，我们要分享我们的热情和好奇心，与那些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建立联系。其次，我们也要展示基础研究的实际意义，证明那些看似深奥的研究如何产生变革性的应用。通过有效地传达这两个信息——科学好奇心的价值和实际应用的影响——我们将增强公众对科学发现漫长道路的支持。

科学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它更是改变世界的力量。从黄石公园的温泉到全球实验室的 PCR 技术，从吉拉毒蜥的毒液到糖尿病药物的突破，基础科学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它的价值。作为研究者，我们有责任让更多人理解并支持这一探索未知的旅程。

本文整理自：https://www.thetransmitter.org/outreach/how-to-communicate-the-value-of-curiosity-driven-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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