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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整理自《European Science Editing》的一篇文章，原文标题为“The psychological burden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editorial reflections from 2015 to 2025”。文章针对当前研究者因追求“统计学显著性”所产生的过大压力展开了思考。

学术压力与科研的高要求可能对研究者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心理损耗在不同职业阶段和不同性别间存在差异。一项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显示，相较于资深研究者（尤其是60岁左右的研究者），处于职业初期的研究者（包括二三十岁的青年学者）普遍承受更高的论文发表压力，且女性研究者在此方面的压力水平显著高于男性。

年轻学者（尤其是女性）表现出更强的发表焦虑，而且对发表过程的满意度也不如高龄研究者。过强的压力可能导致部分研究者为达预期而篡改或删除不利数据。这种环境尤其易使年轻研究者产生无助感，不仅损害科研质量，更会危及心理健康。

编辑在塑造科研文化中起着关键作用。期刊若能在作者指南中强调研究透明度而非统计显著性，有助于减轻研究者必须得出阳性结果的压力。明确的编辑政策，即欢迎发表无效或非显著结果，有助于转变学术预期，推动更健康的科研实践。然而，当前生物医学文献中的统计报告质量仍很低：专家建议鲜被采纳，严格的统计评审更是罕见。

2015至2025年间，笔者在担任统计学审稿人与编辑期间，频繁收到作者们焦虑统计显著性的反馈。许多作者担忧：采用恰当的统计方法可能导致结果失去显著性，而他们认为这会降低论文发表几率。从这些反复出现的意见与请求中可以清晰看出，对统计显著结果的过度追求已成为心理压力的根源。

尽管编辑意见通常旨在建议修改而非暗示拒稿，但部分作者似乎将方法学质疑视为对其稿件接收的威胁。作者们屡屡向笔者提出（无论是在统计评审回复还是预投稿咨询中），是否可以删除异常值或更换检验方法，仅仅因为这些方案能产生"更可能发表"的结果。根据笔者的经验，这些提问往往并非源于理解偏差，而是折射出三重困境：对考核压力的焦虑、对导师否定的恐惧，以及对学术前景的迷茫。

当前，作者们对统计学评审意见的回应方式正在发生微妙转变：他们不再遵循方法论逻辑进行修正，而是以"结果具有显著性"为由，为存在缺陷的分析方法辩护。部分作者直言不讳地表示，采用审稿人推荐的方法将导致论文被拒或延期发表，他们担心这些结果可能危及职业处境，甚至引发心理危机。

笔者亲历多位作者坦言：若对数据进行更恰当的重新分析，结果就会失去统计显著性；这种情况将使他们陷入发表难度加剧的忧虑，乃至可能引发绝望情绪。过去十年间，此类现象不仅发生频率攀升，其裹挟的情感强度也愈发显著。

对统计显著性的追求，已然超越方法论范畴，演变为一种扭曲科研判断、左右学者行为、损害心理健康的隐性负担。

期刊编辑团队可通过以下方式缓解这种焦虑：提供可靠的统计学指导，例如推广成熟的统计学报告指南，并向作者明确传达"严谨方法比结果本身更受重视"的审稿理念。通过培训审稿人与编辑去重点评估统计学稳健性（而非结果利好程度），可有效落实这一政策。

例如，新冠疫情期间，有些期刊通过延长修改时限、限制过度审稿要求等方式调整编审流程，成功减轻了作者的非必要压力。这种特殊情境下的实践表明：在不牺牲科学严谨性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通过灵活的编辑政策为研究者提供支持。

文章整理自：https://ese.arphahub.com/article/164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