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iyu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众人在积极抗“疫”的同时，也纷纷开始了反思，之前就有专家发文指出：“我们必须要吸取的一个教训，是SARS平息之后，SARS相关的科研工作和药物研发工作大部分因为缺乏经费支持和市场前景停止了”。

2020年2月10日，Helen Branswell在网站Stat（https://www.statnews.com/）上发表的一篇文章“Fluctuating funding and flagging interest hurt coronavirus research, leaving crucial knowledge gaps”（不稳定的经费支持和式微的研究兴趣阻碍了冠状病毒研究，遗留了巨大研究空白），也针对此现象进行了剖析。

众多媒体在争相报道新冠病毒疫情，采访各式各样的专家，有的是感染控制专家，有的是紧急事件政策的制定者。但是这些被采访对象中很少见持续在研究冠状病毒的科学家。

这是因为冠状病毒研究这个领域较窄，受资助情况较差，直到近期也并不是一个前景光明的职业路径。近20年，冠状病毒研究领域持续经历萧条和繁荣交替的景象，随着各种病毒（如SARS、MERS和2019新型冠状病毒）在人类中爆发，该领域的研究再次经历从忙乱到式微，直到下一次病毒的爆发又卷起一阵热潮。

对于冠状病毒领域潮起潮落般的研究兴趣，使得科学全面地了解病原体变得很困难。我们不知道感染冠状病毒后，人类将会保有多久的免疫力；关于其传染力的一些问题也不明确；现在也没有针对冠状病毒的特效药。当年SARS被控制后，那些检测现有药物对于SARS有效性的研究也中断了，而这些研究的结果可能恰恰是现在最能帮助医生做出决策的参考信息。

 “这次新疫情开始，我认为可能只有3-4个人可以解答现在大多数最紧迫的问题。他们是屈指可数的持续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专家”，爱荷华大学微生物和免疫学教授Stanley Perlman表示。“我培养了很多学生，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没有从事冠状病毒研究领域”。

“令人震惊的是，现在冠状病毒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和20年前SARS刚出现时并没有太大区别，此间冠状病毒领域没有经历过里程碑式的进步。”来自加尔维斯顿的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部的Vineet Menachery说，他是从事冠状病毒研究的其中一位学者。

在20世纪90年代末，冠状病毒研究领域既没有钱，也缺乏关注。在此时，唯一被知晓的冠状病毒主要会引起感冒——并非高级别的科研需求。Anthony Fauci博士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他说，在2002-2003年SARS爆发之前，机构每年投入约三到五百万美金用于冠状病毒家族的研究。 

在SARS疫情爆发后，该机构的冠状病毒研究经费数十倍地增长，在一两年后达到最高，每年可投入5100万美金。但是数年后，经费渐渐回落，平均每年约2000万美金。

2010年，Menachery博士37岁时，在北卡罗莱的冠状病毒专家Ralph Baric手下做博士后，开始进行冠状病毒研究。那时是SARS爆发结束后的第七年，也是另一种冠状病毒MERS爆发前的几年。

Menachery感兴趣的是病原体如何和人体免疫系统相互作用，而Baric的实验室正好开始探索冠状病毒如何和宿主相互作用，二者完美契合。但是从职业前景来看，Menachery认为这个选择又充满不确定性。

“当我在Ralph的实验室开始工作时，冠状病毒研究的前景仍然是一个问题”， Menachery表示，“在2010年，能否将冠状病毒研究作为一种职业，是值得存疑的。”

Lisa Gralinski也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她现在是Baric实验室的副研究员。“在SARS和MERS间隔的十年期间，当你写基金申请书时，你必须思考如何将研究置于一个更广的背景下，好让大众和NIH信服。”（译者注：NIH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这种不确定性让很多科研工作者选择了其他领域。

这也让冠状病毒研究者出现年龄断层——有的研究者比较年迈，如现在的Perlman教授和Baric教授，中层力量非常少，有一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刚刚加入这个领域。“研究者大多数在35岁以下，其余的人都超过了60岁”，Perlman教授指出这种情况并不理想。

在MERS爆发后，经费又开始变得稳定，虽然经费难以达到SARS时期那么高。Fauci表示，自从发现MERS从骆驼传至人——有时未得到检测的感染者引发了大型的院内感染,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对冠状病毒的经费趋于平稳，每年达到2700万美金。

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又将改变这种趋势，Fauci表示，“我不知道将会改变多少。但是我认为它将会对冠状病毒领域带来更多关注，很明显持续研究冠状病毒是非常有意义的。”

Menachery也期望该领域能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他也强调，危险的冠状病毒只能在高等级防控（生物安全等级3级）的实验室进行操作，冠状病毒并不是容易研究的病原体。

“我相信这个领域会有更深入的发展，因为在17年内我们见证了3个厉害的冠状病毒，我不确定，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不是我们最后一个见证的冠状病毒。我们在不断经历‘经费缩减-经费增加’的循环，现在新冠病毒的出现，可能让冠状病毒的研究变得更加可持续发展。”

译者注：该图展示了2002年至2020年冠状病毒相关论文的数量更迭。可见在2003年（SARS爆发）后，研究迅速增加然后逐渐降低，在2012年（MERS爆发），研究再次增多。

冠状病毒研究文章的数量也处在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当然，其中的繁荣也为更加了解冠状病毒带来了机会。根据Web of Science核心收录的内容，检索“冠状病毒（coronavirus）”关键词，含有相关的题目和摘要在2002年SARS爆发后迅速增加。

但是当疫情被遏制住后，相关的关注减少，经费缩紧，学术发表的步伐放缓。相比2004年时的1007篇论文，2011年仅有594篇关于冠状病毒的论文发表。

这种情况在MERS出现后又有所改变。冠状病毒相关的研究在2013年后再次升高，然后在后续几年间持续升高。升高的趋势在2017年回落，再次符合“繁荣-萧条”更迭的现象。

2002-2020年间，三分之一的冠状病毒研究论文来自美国研究者，还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研究者。

译者注：冠状病毒相关研究作者的国家分布，颜色越深表示数量越多

科学家申请冠状病毒的研究经费时，解释为什么爆发结束后他们的研究仍有意义时，会倍感压力。当然，在这个领域的人相信持续研究是有意义的，因为新的冠状病毒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造成人类疾病的发生，而既往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应对新的冠状病毒做好准备。

但是，研究者需要说服资助机构，正如2010年 Menachery在Baric实验室做博后时，撰写经费申请时所做的那样。“我在第一页用了大半页甚至3/4的篇幅，说明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SARS”。

Menachery第二次尝试申请时终于拿到了经费——可能时机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在2012年夏季重新提交了经费申请，一个月后另一种冠状病毒爆发了——MERS。经费在当年的11月获委员会批准。

有的研究者很乐观，认为随着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人们就会认识到要抓住冠状病毒的研究机会，随着对病毒的认识变得清晰，更应该予以其持续的关注。

“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非常擅长在事发后应对危机”，Gralinski表示，“但是，事前的预防性监控和研究才是难以持续的工作难点”。

原文链接：

https://www.statnews.com/2020/02/10/fluctuating-funding-and-flagging-interest-hurt-coronavirus-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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