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科学声明：女性心血管疾病预防与管理共识（可下载原文和中文翻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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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6日，美国心脏协会（AHA）、美国儿科学会（AAP）、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COG）和母胎医学会（SMFM）在《Circulation》上联合发布科学声明。针对女性生命历程的围初潮期（S1）、卵巢周期期（S2）、围绝经期（S3）和绝经后期（S4）四个阶段，对激素健康、心理社会健康和心血管健康这几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提出了分阶段的临床指导。

本文摘录部分内容，需要详细中文翻译稿和英文原文的小伙伴，可以点击下载。

图. 女性各生命阶段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评估、预防与管理。原文链接：https://www.ahajournals.org/doi/full/10.1161/CIR.0000000000001482

PMOS，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征；LE8，生命八要素；CVD，心血管疾病；GDMT，指南指导的药物治疗。

如何在女性全生命周期中优化心血管健康

心血管健康评估应涵盖生命八要素（LE8）的各项组成部分，包括健康行为（即饮食、身体活动、尼古丁暴露、睡眠）和健康因素（即BMI、血压、血脂水平、血糖水平）。LE8适用于所有阶段，但不同阶段的心血管诊疗侧重点不同：

在S1阶段，重点是养成健康行为并识别正在出现的危险因素；
在S2和S3阶段，心血管疾病（CVD）风险分层（使用PREVENT方程等工具）以及对女性特有风险增强因素的关注变得愈发重要；
S4阶段，通常开始显现临床CVD，此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包括冠心病、外周动脉疾病和卒中）和心衰的疾病管理与预防成为重点。

表. 女性特异性心血管健康评估的临床考量

围妊娠期及妊娠期的心血管考量

表. 围妊娠期妊娠计划、避孕及用药安全的心血管考量

表. 不良妊娠结局心血管影响的临床考量：不良妊娠结局的预防、筛查与随访

使用心血管风险评估指导激素治疗

激素治疗可在AHA/ACC基于风险的CVD预防方法基础上，建立综合考虑症状负担、绝对风险增加和患者自主权的风险导向框架。

复方激素避孕药（CHC）

CHC最常用于S1至S3阶段，可用于多种适应证。使用时须在有效性、安全性和患者偏好之间取得平衡，而这些方面可能因药物剂量、剂型和给药途径而异。

美国CDC发布的《美国避孕方法使用医学资格标准》建议：2级高血压患者相对禁用CHC，血压≥160/100 mm Hg者绝对禁用。但其数据是在采用旧版高血压定义期间收集的，2017年ACC/AHA高血压指南修订血压标准和定义后，并未采用新定义及分级进行更新。

CHC的其他心血管禁忌证包括心肌梗死、卒中或VTE病史。此外，有先兆偏头痛属于《美国避孕方法使用医学资格标准》第4类（不可用，健康风险不可接受），无先兆偏头痛属于第2类（可用，获益通常大于风险）。

辅助生殖技术（ART）

相关数据有限，但初步研究提示，ART不会显著增加长期CVD风险。

绝经症状治疗

S3和S4阶段的绝经相关症状（或称绝经症状）可采用激素疗法（即CHC、孕激素、绝经激素治疗）或非激素疗法（包括行为疗法和药物疗法）进行管理。

在处理绝经相关症状时，决策应考虑症状负担、禁忌证以及各种治疗方案的风险和获益。可以使用PREVENT-ASCVD方程估算ASCVD绝对风险，根据每位患者的风险和获益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对于10年ASCVD风险高（定义为PREVENT-ASCVD≥10%）的患者，首选非激素疗法。

图. 根据PREVENT-ASCVD进行以患者为中心的决策：S3和S4阶段用于缓解绝经相关症状的激素治疗。

该框架用于指导绝经相关症状（血管舒缩症状、睡眠障碍、情绪低落和焦虑）的激素治疗决策，其依据包括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以及患者年龄和绝经开始时间。CAC指冠状动脉钙化；LE8，生命八要素。

除临床因素外，CVD风险还受到所用的激素治疗的影响，如剂量、剂型、给药途径。

来自绝经后女性随机对照试验的数据显示，在50~59岁或绝经10年内的女性中，没有证据表明激素治疗会造成实质性的心血管危害。在妇女健康倡议研究（WHI）中，事后分析提示，50~59岁或绝经10年内的女性接受激素治疗后，ASCVD事件没有显著增加。随后在50~59岁且有中重度血管舒缩症状的女性亚组中进行的二次分析，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即激素治疗未显著增加ASCVD风险。这些数据为“时机假说”提供了依据，即激素治疗对CVD的影响可能取决于开始治疗的时间与S4起始时间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关于围绝经期患者在末次月经之前使用激素治疗的风险和获益，相关数据有限。除了用于缓解围绝经期或绝经后症状，ACOG、绝经学会、国际绝经学会和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均明确指出，不建议将激素治疗用于CVD的一级或二级预防。

未解决的问题与未来研究方向

外源性激素治疗与CVD风险

在绝经相关症状和CVD风险的最佳应对上，存在以下关键空白：

（1）抑制排卵的激素和绝经激素治疗（口服或经皮剂型）对临床CVD结局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因开始治疗的年龄（<60岁）或与末次月经的时间关系而不同（尤其是尚未经历末次月经的S3阶段围绝经期女性）；

（2）根据冠状动脉钙化评估为CVD中危、但已接受最佳预防性治疗（如强化降脂和降压）的女性，使用绝经后激素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3）纳入绝经特异性危险因素（如过早或早绝经、血管舒缩症状的频率或负担）能否改善ASCVD风险评估和分层；

（4）可缓解绝经相关CVD危险因素恶化的最佳生活方式或治疗干预措施。

优化心理社会健康和心血管健康的女性特异性干预措施

关于在心血管诊疗场景中应以何种频率开展筛查，以及哪些具体干预措施能改善心血管结局，目前仍缺乏临床指导。以下领域值得进一步研究：

（1）在诊所开展筛查和咨询，能否改善心理社会健康和心血管健康轨迹；

（2）确定进食紊乱行为的最佳干预措施，以优化心理社会健康和心血管健康；

（3）如何设计女性特异性生活方式策略，以应对经前期综合征（PMS）或经前焦虑障碍等月经周期相关症状，并改善心血管健康。

体重管理中的女性特异性考量与心血管健康优化

妊娠期适度增重属于生理现象，但妊娠期增重过多和产后体重滞留是肥胖的危险因素。此外，绝经过渡期与身体成分变化相关。因此，未来研究应评估在关键生命转折期开展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结合或不结合数字健康技术）的效果。

GLP-1受体激动剂被用于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征（PMOS）患者、产后女性或围绝经期女性以管理体重和代谢健康，但在这些患者中长期获益的临床试验证据有限。此外，在围妊娠期为改善生育能力、减重、或治疗糖尿病而短期使用GLP-1受体激动剂，可能会出现体重反弹，进而导致妊娠期增重过多和其他不良妊娠结局风险升高。对于上述特定情况，这些药物的最佳使用方法以及最佳停药时机，目前仍不确定。